剧照：程勇遭遇印度教神祇 资料图片

剧照：剧中程勇与刘神父对话场景。 资料图片

　　电影《我不是药神》自7月5日正式上映以来引发强烈反响，至7月16日电影票房已经突破25亿，豆瓣评分8.9分，成为国产现实主义商业片的成功范例。这部电影由“无锡药侠陆勇”的真实故事改编，瞄准社会痛点，在普通百姓“病不起、死不起”的残酷背景下讲述了平凡人的伟大、苦难里的宗教救赎——“即使生活在地狱，也没有变成魔鬼”。

　　影片聚焦在了一群挣扎在死亡阴影下的白血病患者身上，打开了一个并不广为人知的残酷世界。很多观众通过电影才知道了“慢粒白血病”，而治疗这种癌症的药物“瑞士格列宁”有着40000元一瓶的天价，导致大量患者吃不起药只能等死。售卖印度保健品的小商贩程勇在贫困和父亲患病的驱使下，冒险从印度走私仿制药“印度格列宁”，带领吕受益、刘神父、黄毛等兄弟将药品低价卖给中国病友，由此发财成为中国“药神”。

　　根据中国法律规定，仿制药没有进入医疗手册就属于违禁药，私自销售属于犯罪行为。剧中杨新鸣饰演的刘神父，起初对销售仿制药的抗拒，愚腐到有些可笑，但在法律与救人的矛盾冲突面前，最终选择了对人的救赎高于一切，毅然投入到利用仿制药救人的行动之中。而一开始只为发财的“药神”则在警察搜捕、病友离世的震动下改变了初衷，置安危于度外，倾尽全力救助病友，成为给无数人带来生存希望的名副其实的“药神”。

　　尽管“药神”最终没能逃脱警察的追捕和被囚禁的宿命，但令人欣慰的是，挣扎在残酷黑暗里的人们终于等来了曙光。该片主人公的原型陆勇最终被法院免于起诉，而天价抗癌药“瑞士格列卫”也在2015年被国内各省相继纳入医保范围。在医疗体制改革的推进下，2017年全国开始实行药物零加成政策，取消了医院长期以来默认的15%药物加价。2018年5月起对28种进口药实行零关税政策，并较大幅度地降低抗癌药生产和进口环节的增值税税率。近日，李克强总理更就电影《我不是药神》引发的舆论热议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降价保供等相关措施。

　　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影片，在中国全社会引发如此广泛的关注和轰动，这种现象十分少见。影片中大量台词被人津津乐道，例如假药贩子张长林对程勇说，“我卖药这么多年，发现这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你没法治，你也治不过来。”一位老太太声泪俱下地向警察恳求，“为了治病，我房子吃没了，家人被我吃垮了。你把他抓走了，我们都得等死。谁家没有个病人，警察同志你能保证你这辈子就不得病吗？”黄毛死后程勇对警察嘶吼，“他才二十岁，他就想活着，他有什么罪？”穷人也有活下去的权利，但在现实的重重矛盾面前，实现这点最基本的权利却如此辛酸又渺茫。

　　故事中的人物被一重又一重的矛盾套牢，法律与人性、逃犯与英雄、警察职责与道德判断、原研药物的天价成本与底层患者的廉价人生、最平凡的人与一颗不平凡的心……在这些矛盾里，很难讲出个谁对谁错。站在各自的立场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迫不得已的苦衷，甚至在生活的重压下没有丝毫挣扎的余地。正是在这种无奈的复杂困局下，形成了极其荒诞的悲剧效果。

　　极端的荒诞，源于赤裸的真实：有人为给女儿治病被迫跳钢管舞、有人为避免拖累家人试图自杀、有人离家出走被认为早已客死他乡，每个人都用尽全部力气在厄运中挣扎。令人肃然起敬的是，他们并没有因为灾难降临就放弃善良。即便在最卑微的生活中，依然不放弃努力；就算处在最残酷的绝望境地，仍然保持着最热切的希望——如果生命中没有光，那么就点燃自己、照亮别人。这不显山不露水的质朴叙事，却带给了人们最大的震撼与感动。

　　影片的英文名是《Dying to Survive（向死而生）》，或许更能揭示故事的立足点——在死亡的重压下，走投无路的人们不得不直面问题、寻找自救的出路；目睹好友自杀的一个穷困潦倒的小混混找到了生命的意义，重新焕发生机，走上了为自己、也为他人无悔救赎的道路。

　　如果没有死亡的威胁，可能程勇仍然会在那间油腻破败的“王子印度神油店”里玩着“空当接龙”游戏混吃等死；如果没有死亡的威胁，为保护程勇而死的暴戾青年“黄毛”可能还在贵州凯里的老家刚刚展开人生的画卷；如果没有死亡的威胁，那些面对警察质询选择集体沉默保护程勇的病友，可能正在为日常琐事投入着全部的喜怒悲欢……在死亡面前，鸡毛蒜皮就显得如此苍白无力。生命没有“如果”，死亡总会到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群被绝症选中了的人反而是最幸运的。因为在死亡阴影的驱使下，他们被迫直面死亡问题，比多数人更早开始珍惜活着的时光、直面死亡、反思人生的意义，并由此焕发出不平凡的人性光辉。

　　在影片中，程勇在好友病情恶化企图割腕自杀的驱使下，重新来到印度试图取回仿制药的代理权。当程勇走出药店来到大街上，烟雾缭绕中印度人推着载有印度教神祇的木车吱呀而过，象征“毁灭”的湿婆面目狰狞，浑身黝黑的迦梨女神口吐血舌。在印度教中，迦梨女神虽然象征着黑暗和灭绝，但也被延伸成为“生”的起源和希望。全片由此开始从轻松搞笑转向了严肃和阴郁，程勇也在这一刻“向死而生”，完成了自己由独善其身到献身救赎的重大抉择。在面临死亡的宗教性反思中，总会有人以自我的“毁灭”来获取他者的一线生机。

　　意大利著名导演朱塞佩·托纳多雷在《天堂电影院》里说，“生活不像电影，生活，要难多了”。电影已经如此沉重，而现实的人生又该有多么艰难。也许慢粒白血病在现实生活中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影片人物不得不面对的疾病、贫困和死亡，却像潜伏在生活角落里的怪兽，随时有可能盯上任何一个人，这就是无法逃避的人生真相。即便随着经济的发展、医疗水平越来越高，可死亡问题并没有随着医学的进步而得到突破性的解决。就像美国特鲁多医生那句被广为传播的墓志铭“偶尔能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在安慰”，至少在我们平凡智慧的有限范围内，人们不得不被动的面对死亡。

　　人就是在这样的众苦煎迫的情形下生活。只有极少数人，被近在眼前的危机所惊醒，开始认真思考活着的意义。这部影片仿佛在敲着无声的钟，追问着人们——没有深切思考过生死的人生究竟值不值得度过？这或许就是剧中特意安排面对神祇的深思、选择一位神父来追随程勇完成救赎的特殊意义所在吧。

　　这是一部有力量的电影，因为它在物欲横流中俯下身来，试图关注和贴近与“生”和“死”有关的问题。支撑人活在大地上的力量到底是什么？当人开始认真地反思生死问题、关注生命的意义，他人生中由内而外、翻天覆地的改变就此开始。程勇从一个潦倒店主成为一个为了挽救无数病人生命而甘愿以身涉险、毫无保留献出钱财的人，他的生命因“死”的危机而焕发了光彩、获得了力量。可以说，他给病人带来“生”的希望，病人赋予了他“生”的意义。

　　或许正如电影片尾曲里所唱的：“生命漫长也短暂，跳动心脏长出藤蔓，跌入灰暗坠入深渊，沾满泥土的脸，生命的火已点燃，此心此生无憾。放过对错才知答案，握紧手中的平凡。”

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