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亦称“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中颇具影响的学派之一。其代表人物有霍克海默（1985-1973）、阿多诺（1903-1969）、马库塞（1898-1979）、弗洛姆（1900-1980）、哈贝马斯（1929- ？）、奥菲（1940-  ）等，其中以马库塞一度在西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影响很大而颇具典型。其民族学思想方面的主张表现为“弗洛伊德式的马克思主义”或“心理分析马克思主义”。《爱欲与文明》（1955）可称是其理论的代表作。

　　赫伯特·马库塞（Herbeve Marcusel），1917年在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期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两年后因抗议该党参与谋杀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而退党。后在海德堡大学任教，1932年进入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翌年因纳粹上台而流亡瑞士，1934年移居美国，二战期间在美国政府供职，战后直到70年代，先后在哈佛、耶鲁等著名大学任教。在60年代末新左派行动主义活跃期间，其声望达到了顶点。马库塞的民族学思想是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综合起来。马库塞对弗洛伊德主义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对西方现实社会的革命和人类解放问题上。他认为一场真正革命的目标是人类的自由和幸福，而这种自由幸福不是仅仅夺得政权和使经济生产资料社会化能够实现的。在《爱欲与文明》以及其它许多文章中，他从弗洛伊德主义中以性欲理论为核心的本能论、爱欲论、文明论、压抑论出发，结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异化劳动、人的解放理论，并根据西方社会的历史与实际，提出了一系列“综合”的范畴和理论，最终将之归纳为“爱欲的解放”。该理论认为，性欲及其升华了的性爱，是人类本能的欲望，它“是一种永远不能完全顺从于任何社会的永恒的和爆炸性的力量。”任何存在着剥削的工业社会，不仅存在着对本能的某些“基本压抑”，同时还存在着强加给本能的“剩余压抑”。“因而，真正的革命解放不仅包括政治和经济的变革，而且还包括在社会、感官和性的方面对本能的解放，而这将对这‘剩余压抑’的消失而到来。”也就是说，马库塞所希求的爱欲解放，不仅仅是从个体的人出发的，而是同反资本主义的政治目标联系的，是在要求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统治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将能处于一种非压抑性的生活方式之中，不能在物质上和精神上解除了压抑和禁忌，满族本能需求，而且要创造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使联合起来的个体能够和睦相处，社会与个人不在相互敌对，在和睦、协同的互爱中实现社会关系爱欲化，形成适合人们全面发展所需要的环境，使人真正成为自由的主体而生存。”

　　马库塞的爱欲解放理论，曾被一部分西方青年所接受，在上世纪60、70年代对青年运动发挥过巨大的影响。由于马库塞把人本能的解放联系到涉及变化的政治问题，于是被青年们在抗议和造反运功中所运用。60年代中期美国伯克利市举行反越战的政治示威中，有人身配“要爱情，不要战争”的徽章。在大学生的流行队伍被警察封堵时，学生们有的拿出口琴、吉他吹奏，有的拥抱接吻，寻欢作乐以示抗议。1968年欧洲青年掀起造反运功的“五月风暴”中，巴黎大学生根据马库塞所说的“在今天，为生命而战，为爱欲而战，也就是为政治而战”，在大学的楼墙上刷出：“我越谈恋爱，我就越要造反，因而我也越要谈恋爱”的标语，表示他们“为反死亡，反文明的爱欲而生存和斗争。”另外，根据“现有文化是压抑人、摧残自由”的理论，马库塞号召开展“文化革命”，“它的目的在于对整个传统文化作总体改造”和“摧毁资产阶级文化”，并要求人们抵制资本主义文化。

　　以上运动是当时的西方世界掀起的一阵造反浪潮，但很快皆以失败而告终，其理论也随之衰落下去。马库塞的爱欲解放论实质上是一种人性解放论。他试图将精神分析学说应用于革命的批判，使爱欲与文明的冲突同社会矛盾结合，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不幸的根源；用弗洛伊德的本能压抑论补充马克思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的分析；将性本能解放同马克思的废除异化劳动，建立新型的“自由平等生产者的联合”等关于人的解放思想捏合在一起，以构建自己的弗洛伊德式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理论体系，并以此指导社会变革。显然，其理论是唯心主义乌托邦式的，其实践也必然难逃失败的命运。

参考资料：宋蜀华、白振声：《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